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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振姬，字亮四，号王孙，又号颉云，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出生于高平寺庄镇东德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明末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乡试考中解元。清初顺治三年（1646）高中进士，获殿试第三名“探花郎”。而后首任平阳府儒学教授，继任国子监助教、刑部江南司主事、四川员外郎、河南司郎中、山东分守济南道布政使司右参议、晋阶朝议大夫、广东兵备驿传水利道、浙江金衢严道参政，顺治十六年（1659）任广西按察使，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任湖广布政使、通奉大夫。为官十五载，转官十任，廉吏清史，盛名远扬。
勤奋好学终成才
明末崇祯年间，饱经战乱之苦的农民毕一栋将儿子振姬送到高平东面七佛山云月寺，在智真长老秦邦宁身边学读经书。八岁的毕振姬，勤奋好学，自炊自汲，深夜苦读于古庙草灯之下，通宵达旦，坚毅不拔。无钱购买笔墨，就用涮锅条在面板上蘸锅水代墨汁，用面板当草纸，每天练习不休。云月寺修缮一新，长老在全县征集书法大家为云月寺和正殿提写匾额。厨师大胆举荐，小振姬使用涮锅条一笔写了遒劲浑厚、气贯山河的“云月寺”三个大字和“一六如来”四个大字，既不说明是七佛山，但心中却有七佛。长老对小振姬的文采赞叹不已，赞其“小神童乃七佛之兆也”。
有关毕振姬的才华，当年刻制的木版草书是这样记述的：顺治十六年，福建泉州众秀才听说出身国子监助教的毕振姬来巡查，便在一次迎宾会上与毕振姬对联，为夸耀泉州的山水和才子多，便出联“多山多水多才子”，毕振姬根据在山东赴官的经验，脱口道之：“一泰一岱一圣人”。秀才大惊失色，不甘失败，又出上联“坐北朝南吃西瓜，皮往东放”，毕振姬用山西关公夜观春秋的故事，笑之答曰：“自上而下看左传，书向右翻”。秀才们占了东南西北，毕振姬对了上下左右，吃的是西瓜，看的是《左传》，妙趣横生，雅俗共赏，泉州秀才深深领教了毕振姬的才华。
严格治吏 体恤民情
毕振姬为官期间，坚持“便民利民”的施政理念，反对竭泽而渔，主张轻徭薄赋，敢于仗义直言，兴利除弊，体恤民情，做到了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深得朝廷信任，百姓爱戴。
他在山东任职时，奉旨到德州府主持乡试，传说这里考风不好，乡绅显宦依仗权势，勾结官府包揽诉讼，垄断科考。他便借此乡试之机，扫除弊端，为国选拔一批有识之士。那天，他令衙役在考场外一平地上堆土，土上插一根竹杆，杆下移栽几丛菜苗，杆上掉一把大剪子，剪子朝下张开。然后，告考生以此命题作文。考生皆莫名其妙，苦思不解其意，无从下笔。其中一个考生出去解手，厕所里有一个青年农夫正在掏粪，他偷偷问考生出的什么题，考生让农夫观之，农夫兴奋不已，只说“好题”“好题”。考生问之答案，农夫解道：这是《千字文》和《百家姓》两句话，第一句是“起翦颇牧”，第二句是“高夏蔡田”。就在此时，毕振姬已听在耳里，结果在金榜题名时，农夫中第一名解元。名落孙山的宦官考生，在毕振姬离府之日，在德州府影壁上写了五个大字“虎去山还在”示威，毕振姬看后笑之无才，提笔也写了五个大字“山在虎还来”。送行的人看后，无不赞其耿直余辉。
顺治十年（1653），山东作为清军的粮草军械供应基地，动辄催解白银数十万两。恰逢连年旱荒，民不聊生，盗匪横行，治安混乱。毕振姬受命提任济南参议道后，日夜驰骋三百余里到任，采取剿抚并用之策，先用计擒贼首平匪患，又设法遣散流民七千余口，并上书朝廷将数十万两军需物资优先供给灾民，境内乃安。同时，为解决军饷供给不足问题，将“泰山香税”充作军饷。这笔税款每年约七千金，是当地参议署官员的“小金库”，多年来私分已成惯例。香税充军饷致官署上下哗然，多有不满。之后毕振姬还在济南一带丈量田地，查核田赋，不论贫富，按亩征赋，得罪不少地方豪强。几经周折，才幸免入狱。
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，毕振姬任广东兵备驿传水利道。当时广东屡有战争，三藩四院使节等官员往来如织，军队所需匠夫、船役、兵马、粮草、器械由当地供给。一些地方官员乘机从中谋利，民众深受其害。毕振姬到任后，主动向朝廷陈述利害，与三藩四院订立供求条约，重振朝律，铲除弊端，驿传各州县，不准假公济私，杜绝摊派私增税赋、财物，有违约者一律绳之以法。不出十月，便减船数百，减费七万六千金两，使广东吏治清明。
顺治十六年（1659）毕振姬任广西按察使时，广西由于长期遭受战争，各项军政建设正百废待兴，地方官吏与豪绅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，致使贿赂成风，冤狱叠出，大盗横霸浙边闽海地区。看到这种局面，他心急如焚，四处奔波，八方调查，带病工作，抱腹审案，很快为平民审结了积存数十年的冤狱大案70余起，处决贪官数十人。同时在民众的支持下歼灭海盗，使渔民安居乐业。顺治皇帝嘉奖他，御赐玉玺将军印。
严以律己 清正廉明
毕振姬为官清正廉明，初任平阳府教授时，住在残破不堪的危楼中，每日与颧雀为伴。后任国子监助教、刑部主事、员外郎期间，每于朝事之暇，即退居陋室，“坐卧黄埃、黑灶、瓦灯、布被间，前后左右书册相属，时人称为“有官僧”。
官位升迁，不忘初心。顺治十一年始，毕振姬赴济南、广东、广西等地任职，多次受嘉奖，不断获升迁，所任官职都是他人觊觎之肥缺，但他始终未改清廉清贫本色。《山西通志》载其“及外任，往返一仆一马，食无兼味，身无更代衣”。《山西献征》载其“往来城市，蹇驴野服，不识者目为乡老。与先生同时贵显，或官或吏，见之皆默自愧，不敢以豪侈相尚焉。”
为官低调，择友而交。毕振姬居官能独守苦学，从不结党营私，不乱交俗流，这也是其一生能保持廉洁的重要原因。陈廷敬在《与毕亮四书》中写到：“自某少时，闻百里内有贤人……在京师时守官奉职，退辄闭门，不愿妄从流俗交游，朝士中多不识其面”。《山西献征》载其“四十年独行，与人不款曲……我宁做我。”以苦为乐，以俭养德。居官14年，坚守清贫，甘居淡泊；返乡20年，“危苦自甘，昼耕夜读”。
顺治十八年（ 1661 ），在镇守边疆主帅兵部经略使洪承畴的举荐下，毕振姬晋升湖广布政使，但振姬决意弃官从耕，要求辞职。回籍之日，除一仆一马之外，了无长物，被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、刑部尚书刘楗称之“居官清廉，一尘不染”。
爵禄不动心 富贵不改志
康照十七年（1678），云南吴三桂、广东耿精忠、福建尚可喜举兵反清，情况紧急，康熙诏举博学奇能，传旨招毕振姬复职，命以“镇藩要职”，以供军需，平定三藩。毕接诏命，自觉年老体迈，不宜理政，便向吏部一连四递辞呈《乞放归里疏》力请辞归。
康熙皇帝阅完奏疏，派时任枢密院检讨陈廷敬（阳城人）到伯方察看实情。陈廷敬在仙翁庙三眼阁田边，见一老者荷锄弓腰农作，抬头望之，正是阔别多年的故友毕振姬。陈廷敬到在毕府拜谒后，在回禀疏中写道“蓬翟满门径，牛栏鸡窝杂。置下堂中处，其所自饲蚕。东室流尘凝，却独多藏书。与最下农者，所守甚危苦”。
康熙阅后，心情凝重。在《乞放归里疏》上御批“爵禄不能动其心，富贵不能改其志，此正情操，绝世楷模”。毕振姬荣归故里，笔耕著书。所著有《尚书注》《西河遗教》《四州文献》《三川别志》《西北文集》《病香居烬馀》等十余种，但都已不传。他的学生牛兆捷收集他的论、议等文，编为十二卷，请傅山点定作序，题名为《西北之文》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出版的《山右丛书初编》收入十一卷，第十二卷存目无文。
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毕振姬病逝伯方，临终遗命“不志不铭”。康熙闻之悲啼，亲遣陈廷敬奉旨吊之。陈廷敬悲痛涕泗，在挽联诗词中写道：“重过躬耕地，秋原木叶稀。一哀衔别路，双泪落行衣。书札临危在，文章付托非。凄凉荒宅里，清德耿余辉”。都察院御史魏象枢书挽联：“万卷诗书皆手泽，千秋佳话一清官。”后由傅山先生题字、其门人弟子公立《毕坚毅先生故里碑》，过往者皆敬之。次年，长子、高平两县士民公立《得义毕老爷永思碑》，表达永思。
